[53] 五、章太炎论革命的道德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刊于《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亦即他就任主编的次期)。
在某种意义上，一段时期内中国青年学生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要多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劳动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安徽省芜湖联合主办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
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显然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张锐：《对华文明冲突论是一种以己度人的危险逻辑》，《光明日报》2019年6月19日，第2版。随着西方哲学潮水般地涌入，对西方各自哲学流派加以介绍的读物和西方哲学原著不断翻译出版。例如，复旦大学哲学系连续几年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例如，研究西方哲学的张世英先生近年对一般哲学的体系性思考、王树人先生对象思维的原创性研究、张祥龙等对中国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性思考。
翌年，即1979年11月17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并组织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举行。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研究转向结合中国哲学问题进行融通性的研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将实现的时刻，中国的学术创新必须融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外国特别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的西方哲学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
中国研究西方哲学，从开始就是为了通过了解他者而提升自我，但是最初我们多是从与他者的差距去考虑的。第8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数量不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和教学，都是从当时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的。尽管由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有我们自己视角和特色的，但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到深度，都越来越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界的同步性。
当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切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翻译活动都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地对立起来。
过去，中国出版界主要是进口国外特别是欧美的著作版权，但是，到今天，我们除了继续系统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有关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的著作的版权也推向国外。在哲学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未再有所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曾经陌生的西方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翻译、出版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潮成为学术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此外，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同步性、自信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如今，中国正在认真学习，吸取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哲学的精华。我们仍然将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不像西方人那样忽视东方文明的智慧。一是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多在欧美有留学的经历，许多人拥有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由韩震牵头还编了《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英文版)》《西方经典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
第一，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变成更加冷静的学术性审视，与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具有相互平视的特点。当时的神州大地必然是高扬人的力量和恢复人的尊严的时代，人们一方面要从左的思想桎梏下走出来，另一方面也要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力量的解放感。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武力压力，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自豪的心态了。
再加上某些人把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思想或理论当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洋教条，不仅无法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反而给这个进程增加了复杂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历史地促进了人们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尽管总体上我们仍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但对西方仰视的态度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形态。当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把16—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翻译和出版规划的重点，力争按时保质地译好、出齐。显然，西方的多元主义和所谓开放社会的神话已经破灭，这是欧美内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所导致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结果。当时，价值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词，最初的争论竟然是：价值是否仅仅是一个唯心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论陷阱，经过改造能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整体上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依然作为哲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不仅大量中国青年学生到国外学习并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国内许多哲学院系都长年聘任西方学者任教，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的特殊研究领域，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显得神秘且被神化。一方面是广大学者由于习惯了哲学思想领域里的沉默状态，当面对众多的西方哲学思想流派时，人们既不知所措、无从把握，又如饥似渴地要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也有某些思想僵化和既有认识模式成为认知惯性的人，对西方哲学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现出种种的抗拒，这种抗拒往往采取过去将其与政治挂钩的方式即扣帽子的方法，对某些新开展的研究不时有多种指责。
最开始，比较敏感的书是出内部版。自身作为非洲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伦·斯金纳，在参加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的讲话中，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她竟然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中国称为美国历史上面对的第一个所谓非白人的战略竞争对手。
因此，根据中央有关单位安排，由赵敦华和韩震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该教材组织全国有关知名学者协同编写，并且经过多方面的反复审核讨论，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到欧美访问、进修的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与欧美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得到不断加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陌生感、新鲜感已经让位于作为学术本身研究各自特点的反思。
相对以往的冷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史称太原会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哲学发展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史，其中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哲学是个外来词，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自西方语言。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在会议上，学者们基于学术研究的愿望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共鸣，对于外国哲学研究界顺应时代改革、大力解放思想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学术研究起到了十分突出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史称芜湖会议。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是非常不满意的。
但是，西方哲学毕竟是另外一种文化时空中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而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从根基上或元层次上就有差异，即使我们研究它，也必定有我们理解结构的限制，这也许就是张汝伦所说的，我们对西方哲学不能融会贯通，不仅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把握，也表现在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思想不能真正吃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阐释与表述。譬如，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政策规划处正策划将中美之间的冲突从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强权意识形态敌人，进一步发展成不同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丰富着中国的哲学思考，而且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例如，复旦大学哲学系连续几年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在这个时期，学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由于一级哲学博士点的扩大，可以培养西方哲学博士的学科点也大为增加。这种二元对立和对抗的态度是新生政权对国际政治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反映，同时也在思想上强化了国际对立的认识。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以及现代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中国在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时候，必须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种总体追赶和学习的态势也影响了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基本状态，即中国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致到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的地步。
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实际上，现在许多西方学界的著作可以中文版与西方语言的版本同时出版，不再像过去那样慢半拍了。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成长为第一大制造业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的时代性变化引起了许多新的效应。
就如谢地坤指出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贺麟、陈修斋等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意见。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运动的展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